德国工商会（DIHK）对外贸易行政总裁兼执行委员会成员沃尔克·特雷尔博士。
“因此，德国的出口模式并未如近几个月许多评论中所说的那样下行？”
绝对没有。这种说法是，我们靠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为生，并且只有中国在购买我们的出口产品，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扭曲事实。即使我们有50%的能源来自俄罗斯，但能源供应和天然气价格也显著高于美国。另一方面被扭曲的事实则涉及中国：事实上，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多于对中国的出口。在疫情后的环境下，中国作为我们的销售市场，是排在第三或第四的，与紧随其后的市场相比差距很小。没有任何一个德国的出口市场占比超过10%。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实现了市场多元化——这一点可以与美国邻国的依赖性作比较。
当我们诚实地讨论中国的贸易顺差时，也必须想到我们对于实现碳中和与能源转型的紧迫时间表。这意味着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仍需从中国进口电池技术、太阳能板及风能设备。
那么，那些被广泛讨论的“去风险”后来怎么样了呢？
中国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市场，在过去的25年里发展迅猛。这个国家已经从一个简单的“工作台”转变为一个竞合方。我特意不提体制竞争——这交给其他人去讨论吧。当然，我们最好尽可能地多样化采购战略相关的原材料及其深加工产品，但集体预防措施是政府的责任。地缘政治事件，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健康行业、能源供应，甚至是数字世界。但不能让企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并建立监管机制。如果在整个供应链中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，就会让企业很难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价格。何况，如今多数供应商都来自中国。
考虑到市场规模，我们是有必要与中国就投资条件进行谈判的。我们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方面提供的条件，本可以通过协议谈判去实现提高，比如，在某些行业，如金融业，建立合资企业。但是，没有考虑经济上的必要，我们就还是参与了关于脱钩的讨论。最后，我们很高兴现在在公众讨论中，只剩下“去风险化”这个名词了。
顺便提一下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奔走呼吁。如果没有政界的支持，几乎不可能全面实现多样化。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缔结标志着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尽管谈判耗时超过25年。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（TTIP）这样的协定本可为加强跨大西洋贸易关系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——而这一潜力如今却常常令人感到遗憾。与此同时，其他重要的贸易协定，如与澳大利亚、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协定，都尚未最终敲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企业面临的挑战反倒是：批判性地反思在国际市场上的依赖性，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，并从长远角度减少这种依赖性。
在华投资甚至还在增加，企业只是在讨论在中国市场的规模，因为中国市场的绝对增长速度超过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GDP增速。是这样吗？
正如您所说的那样。与中国相比，尽管如今印度的人口甚至已经超过中国，但我们与印度的贸易总额仅为与中国贸易额的十分之一。在汽车行业，这一比例甚至更低。印度也在保护其市场。从结构上看，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。 因此，我们德国应该关注自己的弱点，而不应总是消极地看待中国及其合作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过于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描绘。在欧洲，完整报告的义务准则已经远远超出了德国的《供应链尽职调查法》的框架，要求提供从150欧元起进口物品的可持续性证明，也就是说，这些要求甚至适用于进口的螺丝钉。
在华德资企业对中国的看法是怎样的？
前巴斯夫首席执行官马丁·薄睦乐（Martin Brudermüller）曾在2022年的商会全球会议上推算过，巴斯夫公司在欧洲的价值创造大约占40%，但这仅占全球化工市场不到20%。而在中国，情况正好相反。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，所谓“去风险化”也意味着要在中国实现更多的价值创造！一些公司通过其在中国的成功业务及较高的利润率，能够资助其他业务板块的发展。企业还在评估，如果失去中国业务，对公司的生存是否会构成威胁。在德国，现在这种讨论更加务实。在3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，我们的增长表现最差，而这些公司在五六年前还曾领先。在一项调查中，30%的工业企业告知我们，由于能源供应和价格的原因，它们有意部分或全部地迁出本土并在其他地方建立生产基地。
这难道不意味着，即使在困难时期，国际化仍然是一项必要的战略吗？
是的，工业的国际化使德国更具韧性。几乎所有工业企业——尤其是大公司——都成功开拓了市场，在本地建立了生产并进行了投资，这为我们的价值创造提供了一定的稳健性。我们的供应链因此更具弹性和变化性。通过海外投资，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近邻欧洲国家投资，中小企业也能够建立起更稳健的价值链，并在多年中克服各种危机。这与所谓“失败的”出口模式是不同的。
（采访/撰文 Hans Gäng ，Local Global Gmb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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